一片蓝海之中的校外教育市场，自去年两会之后就站在了聚光灯下。“要整治、要规范”，从上而下撒下了一张大网，校外教育的“大清洗”运动拉开帷幕。

一时间，行业里哀鸿遍野、怨声载道，丢了饭碗、断了财路，能不苦？但也有人拍手叫好。几家欢喜几家愁，也正是这个行业最真实的写照。

在一家咖啡厅里，锌财经记者见到了张铭（化名，下同）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穿着一件土咖色的高领毛衣，虽然才毕业两年，却俨然一副老教师的风范。眼前的张铭一开始并不想接受采访，他说：“都丢饭碗了，还有什么好讲的。”

一个星期前的张铭，还开着自己经营的小补习班，本来日子过得还算可以，但现在整个行业正在面临“大清洗”，不可避免，张铭的小机构也被洗掉了。

显然，他并没有发现我就是将要采访他的记者，只顾一心看着窗外的飘雪发呆，这倒与店里的嘈杂声显得有点格格不入。看到我走过去，张铭这才回过头来，意识到我就是接下来跟他畅聊几个小时的陌生人。就像两个刚见面的人一样，寒暄的内容总是从不痛不痒的话题开始，然后慢慢放下戒备，再挖痛点、揭伤疤。

“我算是失业了，教了三年的书，这次可算到头了。”张铭冷不丁地甚至有些突兀地插入了这句话，也开启了我们这次对话的主题。

01

我的课家长抢着要，但我失业了

老家在外地的张铭还在念大学时，就开始去学校旁边的教培机构代课。他说，一个月的兼职收入基本可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，甚至可以不问家里要零花钱。家境并不富裕的张铭，刚开始接触教培的初衷只是想赚点外快，减轻点家里的负担。

“那会儿一个学校旁边围着好几家教培机构，赚钱啊！”张铭给锌财经算了一笔账，当时兼职的那家机构，平均每节课的价格在200-300元左右，晚托班一学期的价格是2000-3000元不等，只要有50个左右的稳定生源，一年下来，营收大概有300万，利润相当可观。

“我那时就想着自己能不能开一家，虽然辛苦，但赚钱还可以。”毕业之后，张铭也没有找公司签订劳动合同，在向家里要了一些钱之后，在临平一所学校的小区里租了一个套间，便开始自己办辅导班。

“也想过开正规的店面，手续麻烦倒也不是大问题，但好一点的地方租金就要10万元，加上装修，家里也出不起这钱。”张铭说开在小区也是出于无奈，“一开始学生人数并不多，大厅里都没有坐满，后来口碑做出去，好多人都来加价要座位，多的时候40几平的客厅里坐了16个人。”

一个月2万元的收入在张铭看来并不是个小数目，除去每个月的房租开销，还能打一部分钱给家里。张铭说:“赚钱归赚钱，但还是在用心做，不然也不会有人加钱来上课。”

白天备课，晚上辅导，周末上课，几乎没有假期。在张铭的眼里，这样的日子是辛苦而快乐的，但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。2018年，新年刚开始，所有人都沉浸在“瑞雪兆丰年”的喜悦中时，张铭收到了社区配合政府全面整治“非正规辅导机构”的消息。

“上个星期的事，倒也好，给自己放个假，回家的机票都买好了。”张铭露出了一丝自嘲的笑容，说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，至于回不回杭州，他说暂时也没做决定。

其实这次整治，从去年的12月份就已经开始，估计一直要持续到今年的4月。像张铭这样的小教培机构，正面临着一场“大清洗”运动，对于这些人来说，就像杭州现在的天气一样，寒风凛冽，大雪纷飞。在即将到来的新年之际，他们没了财路也没了生计。

02

不，不是寒冬，是春天！

像张铭这样的小机构还有很多，他们小，但并不代表“差”，但在商业世界里，没有人情，也没有同情，更没有人来听你讲故事；在商业世界里，有的只是规则。“洗牌，并不代表是整个行业的寒冬，我甚至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过程。”首掌教育创始人汪艺说。

校外教育的市场有多大？

据中国教育学会数据显示，2016年国内中小学课外辅导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，2017年已经超过万亿级别，参加学生人次接近2亿，相关教辅机构教师人数超过800万。且行业的发展势头良好，在未来五年内，行业的市场规模将进一步增长，增速会超过25%。

有数据显示，目前仅杭州一市，工商注册在列的校外教育机构就有39000多家，其中文化课辅导机构近一半。

薛佳丽（化名，下同）是杭州某公立学校二年级（一）班主任，前不久曾做过一次调查，全班30几个人，超过2/3的人会在放学后参加晚托班、周末也会在各类机构进行补课。薛佳丽说：“现在的家长不怕给孩子花钱，就怕自己孩子落在别人后面。班级里有个孩子的妈妈，平时放学后，给她女儿请了专门的家教，周末不仅有钢琴课，还要去新东方学英语，这一个月下来的成本，都比我的工资高了。”

如此疯狂的需求端，也造成了供给侧的泥沙俱下。锌财经在过往的报道中，也窥探过幼儿教育培训行业的乱象。可以这么说，要是国家不出限制政策，这个行业仍将长期处于蓝海期。

360行，行行有行规，更何况是教育。像张铭这样，他坏吗？不坏。在锌财经与他的交流中，能够感受到他的用心和无奈。用心的是他赢得了口碑，无奈的是他死在了规则之下。

朱开成（化名，下同）也趁着这片蓝海，一年前在滨江开了一家教培机构，租了400多方的场地，装修设备花了20万左右，但现在也要面临停业的窘境，原因是场地面积达不到500方的最新标准。

“实在没地方租了，当时二楼的场地也是谈了好久才谈下来，一听我要办补习班，还给我提了价。”朱开成说，当时谁都知道小孩子的钱好赚。

如同汪艺所说，教培行业的“大清洗”运动，并非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寒冬。“这当然是春天啊！”郑新阳（化名，下同）已经在杭州各个区开设了7家教培机构，全都符合资质。

郑新阳最近也刚入股了一家位于江干的教培机构，“那个机构也开了四五年了，刚开办的时候没那么严，很多证件都没补齐，现在新的规定一下来，就达不到要求了，所以找到我希望跟我合作，挂我机构的招牌，把各类手续补全。”

就跟前苏联的“大清洗”运动一样，死掉的并不一定是坏的，如同张铭这般；活着的也不一定是好的，如红黄蓝携程等“知名”机构爆出虐童事件后，仍靠着强大的资本存活于世。

但不可否认，整个校外教育行业正面临着“大清洗”运动，不关乎好坏，只关乎当下的最新的标准。

03

再火，也不过是教育体制的附庸

国内的教育体制一直是为人所诟病的一个话题。不得不说，现在的校外教育行业成为一门“能赚钱”的好生意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应当归结于现行的教育体制。

虽然近几年体制改革、减负的政策一直在实施，但只能说是在原有的体制上修一下枝节罢了，真正的“一考定终身”的根基并没有撼动。

近几年，越来越多的小学不再将考试分数公布，而是以综合素质来评定学生的优良，但真实情况真是如此吗？任教近5年的薛佳丽说，自进入教师行业以来，确实看到了一些改变，但实则“分数至上”的标准，无非是从明处变成了“潜规则”。

所谓“潜规则”，哪怕是不公布分数，但在学校的教务会议上，学校仍然将班级的分数作为教师评优的重要标准。那么，对任课教师来讲，在教学任务中仍然要以提高分数为主要目标。

这样模式下的改革，实则是掩耳盗铃、自欺欺人罢了。

校外教育行业说到底，无非是整个教育体制下的附庸品，也是满足家长“我家孩子应该如何”需求的供应商。“国内的大学就像养老院，如果中考、高考一直存在，那教培这个行业也会一直存在。”旗下拥有三百多家会员的首掌教育创始人汪艺说。

分数的地位有多高，教育的功利性就有多强。

朱开成说，去年想在某个校区开设一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，但报名的家长寥寥无几，最终也没有开成。

“能提高我家孩子的成绩吗？”

“学了有什么用吗？”

“考试不考这个呀！”

这些都是来自家长们的反应，“学什么”、“补什么”，其实几乎所有选择权都在家长手上。

“其实家长也知道这些课程不是没用，但现在还是靠分数考高中、考大学，学校的标准还是分数第一，所以学校还是要配合体制，机构还是要配合学校，就算搞些新花样，家长们基本也不认。”郑新阳说。

在国内亿万家长眼里，孩子的分数就是“刚需”。少一分不行，加一分不嫌多，钱永远不是问题，这样的思想也正在向二三线城市蔓延，整个教培市场的规模还在不断扩大。

校外教育行业，说到底，也只能是体制和学校之下的附庸行业。但就国内而言，“体制”和“学校”是永远不会倒的，那么，教培行业作为附庸也会一直存在。

而这个行业，也无所谓“寒冬”或者“暖春”，眼下的“大清洗”无非是用规则的筛子，在蓝海里捞起一批规则之上的机构。但活在规则之上的，也并不见得是一家好机构。

“教书育人”，四个字的内涵，绝对不仅仅是靠多少详细的规则，就能解释和定义出来。

QA

Q:您觉得目前国内的教培行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？

A:国内的市场，其实两极分化现象非常严重，有一拨确确实实是凭借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成长起来的，而另一拨则可能是跨界过来之后，前端重金砸下去，后端就把钱烧完了，然后也就没有后来了，特别像今年，也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情况，有的是走了资本，但是不注重服务和产品了，那么到最后可能就会受到一个蛮大的重创。

Q:在目前看来，整个教培市场地域性还是较强，如果把全国的市场打通，将会带来怎样对意义？

A:意义就在于，大家有了真正意义上的PK机会了。从模式上来讲，其实我们设计出来的一套模式，参与的归属权不是归某家机构所有，而是归大家所。消费者在选择一些优秀机构时，其实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进行择优选择。

议

1.在这波“大清洗”中死去的，并不代表他们不是“良心机构”，活下来的也不见得个个是好人。总之，这个行业不能用规则来判定好坏。

2.一个体制造就的超级蓝海市场，作为体制之下的附庸行业，如果体制不变，那附庸行业也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。

文章∣陆吾

编辑∣强强

摄影∣黄硕

手绘∣陵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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